“法乎上，得乎中，发乎中，得乎下……”
“法律乃是社会的底线，法律所规定的的是不能被突破的底线……”
“法理、法意、法度，乃是立法的基础……”
“这不是谁说了算，这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
……
中央很少能够进行如此激烈的争论，围绕了一个社会具体问题引发出来的争论让韦泽颇为欣慰。一言堂的时代过去了，上层总算是有了一个理论的概念。
儒家那套理念能够长期存在，绝非是因为儒家都是理论大师，而是儒家很懂得去解释现状，并且对过去的事情拿出一个说法。像点样的时代都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无疑，马叔的唯物历史观把这种理论构架推倒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无疑是看透了社会发展的根本核心。
争论进行了不到三天，两大思想分界就开始逐渐显露出来。认为当下社会发展要建立在生产力引发的变革基础上，这场变革将让社会形态发生根本性改变，这是革命党。而认为当下社会发展无法脱离传统社会形态，所以不能以完全否定传统社会形态为社会变革的目的，这帮就成了保守党。
因为跳出来的早，阮希浩暂时成了革命党的代表性人物，李维斯无疑成了保守党的代表。
韦泽对这场变化并没有太惊讶，历史上中国几次大规模的政治讨论都是在生产力有重大突破时候产生的。秦人的生产力的爆炸性发展让秦国在战国时代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发到自觉的法制国家。汉代则有了盐铁会议，理论性的把国家财政问题给考虑了一番。
从那时候之后，唐代的赋税制度，宋代又不禁止兼并，到明代搞出了一条鞭法，清代的各种制度，都是一种尝试与延续。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特色，也有了自己时代的文化。
韦泽开创的工业时代自然也会有工业时代的特色，中国几千年的铸币史让中国人民对人民币的认同度很高，这是中国独有的优势。而社会变革的速度也比韦泽想象的要快很多。革命党在中央的力量明显压倒了保守党。
李维斯这帮保皇党们并没有因为人数较少就偃旗息鼓，李维斯反倒是战意昂扬，“现在太多有政策功利性太强，为了功利就把其他的都抛在一边。有些东西能够存在几千年，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一种谎言有可能能说几十年，可一种谎言是没办法说几千年的。此时若不能理出这些基本问题，以后只会后患无穷。”
阮希浩针锋相对的做出了反驳，“到底是讲理，还是讲法，这两者大概只能二选一。讲理，是什么理，是谁的理，这也是个问题。国家自然只讲国法，我们光复党讲的当然是我们光复党的理。”
“百姓们会怎么看，咱们不能完全不顾这些东西。咱们不这么想，可不等于没人会往别的方向解释。”李维斯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此非常在意，“我们搞土地国有的时候，可是有人大肆说我们共产共妻！引发的反抗不谓不激烈。”